当过汉奸的周作人比“民族魂”鲁迅更为走俏，这是后现代时代的奇特景观。周作人研究已被非学术因素侵坏其躯体。
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是“五四”文坛双星，在当年享有崇高威望。但由于周作人抗日战争开始即投降日寇，成了民族败类，为人们所不齿。因此，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周作人一直是一个“反面典型”，往往作为乃兄鲁迅的对立面而存在。应该说，这是历史对汉奸周作人的惩罚，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怪不得任何人。但是，对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来说，这自然就有欠公允了。
改革开放之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酝酿，人们对汉奸周作人的义愤逐渐趋于平淡和冷静，而对“五四”文坛的周作人，觉得有必要给予历史的客观评价。加上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中断了数十年的周作人研究便迅速起步了。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了资料建设，大小、厚薄、体例不一的《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周作人研究》等已经出了数十部，周作人的社会思想、文艺思想、创作成就、翻译成就等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论述，一些周作人研究专家也以自己坚实的学术成就拔地而起。———这本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然而，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可喜中也就隐藏着可虑和可哀。慢慢地周作人研究便形成了三口可怕的陷阱。
第一口陷阱是“抬周贬鲁”，评价失衡，甚至不惜拿鲁迅充当“祭旗的牺牲”。
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闲适、冲淡，没有人间烟火气，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是散文中的上品。而鲁迅杂文，太直面人生，火药味太浓，只能算散文中的中品或下品。有人说，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比鲁迅高明，鲁迅只知道“为人生”、“揭出病苦”，太“普罗”气，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才表现了更广泛的人生终极关怀。有人说，周作人的翻译成就比鲁迅大。有人说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比鲁迅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似乎不把乃弟抬起来、不把乃兄贬下去便不算完，学术研究变成了体育裁判。而那裁判规则，又纯属随心所欲；有的，简直就是主观臆断，信口开河。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有家出版社封了一大串“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周作人榜上有名，而鲁迅却名落孙山了。难道这是一种正常的、公允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评价吗？“二周兄弟”是“五四”文坛双星，各有自己的贡献和成就，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呢？而且，平心而论，如果稍稍有点历史感，无论创作成就和时代影响，乃弟又怎能和乃兄相比？！
第二口陷阱是肆意美化，大肆炒作，而又不许别人说不同意见。
比如“二周失和”，有的论著貌似公允，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实际上他们在字里行间早已“断”了：说来说去是卖弄自己仅有的那点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知识，言下之意是鲁迅对弟媳羽太信子不无垂涎，结果，周作人的“醋坛子”便被打破了。这不明明是“拉偏把儿”吗？“二周失和”明明是周作人忘恩负义，陷害兄长，而且有明显的家庭经济矛盾的背景，为什么一定要往性心理学上去拉，且以此诬陷鲁迅呢？在《关于兄弟》等文中，二周的朋友和同乡、“二周失和”的目击者和二周当时同住一院的章廷谦（川岛）先生的回忆明明有很公允的意见，但因为不合这些研究者的口味，硬是给视而不见、打入冷宫了。
比起美化周作人的“附逆”当汉奸来，上述“拉偏把儿”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正像我两年前在《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一文中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见《光明日报》1996年3月25日，收入《独行斋独语》）。更妙的是，竟有人说周作人即使当汉奸后，仍然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不当汉奸，也会有别人去当。与其让别人当，还不如让周作人当了。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汉奸有理”论吗？！研究周作人研究到这个份儿上，究竟还有多少学术的成份？这是不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学术的陷落、学术的扭曲和变形呢？在这种学术的异化、陷落、扭曲、变形之前，自然免不了要有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式的炒作了。像周作人这样为人不齿的汉奸卖国贼，拥有那样多的研究家，拥有那样多的“追星族”，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完全超出给大节有亏的周作人以科学评价的界限。
也许是底气儿不足，某些周作人的“追星族”，一听到说周作人不值得那样吹捧和炒作时，他们便怒不可遏、火冒三丈。比如，最近有位研究者（姑隐其名）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九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的大文（引《鲁迅研究月刊》1998．7），对于所有指责“周作人热”者，便进行了一番火力强大的“地毯式轰炸”，不是说他们运用“骂街式语言”，就是说他们“口气是审判式的”；不是说他们不承认周作人“文学大家的身份”，就是说他们“把个人的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总之，一无是处，全要不得，大有把“周作人热”燃烧到底的决心。鄙人不胜荣幸的是，我的两篇批评“周作人热”的小文章，也备受这位研究家的“青睐”，他这样写道：
袁良骏也对“周作人热”甚为不满，发表《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周作人余谈》。两文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外，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然而在一个广泛传播的新闻媒体上赫然写着前一篇文章那样的题目，只会煽动人们的感情，给本来就深受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周作人研究再添新的障碍。作者列举一些不正常现象，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很容易导致不熟悉情况的人把帐算在周作人研究者的头上。作者的口气是新闻发言人似的……
妙极了，连《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这样的题目也罪莫大焉了。我们不禁要问这位“义愤填膺”的研究者：为什么对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你没有丝毫义愤，而对分析他为什么会当汉奸的文章却这样“义愤”呢？莫非“周作人当汉奸”是个禁区，不许人们提及吗？为什么那么害怕“煽动人们的感情”？“煽动”的是什么“感情”？难道只许讲周作人的“伟大”、“崇高”、当了汉奸也不失为“人道主义者”、他当汉奸比别人当汉奸更好……而不许说他一个“不”字吗？为什么对当了汉奸的周作人（而不仅是前期的周作人）还这样保护备至、情有独钟呢？难道只许煽动这样的感情吗？这种对汉奸周作人的一往情深，算不算“干扰”正常周作人研究的“非学术因素”呢？为什么说周作人当了汉奸也是崇高的人道主义者就是正常的学术口气，而说他当汉奸是民族败类、有其思想发展的必然，就变成了“新闻发言人式的”，就“不正常”了呢？
第三口陷阱则是日本“侵略有理”论和与其相呼应的“汉奸有理”论的渗透和影响。
二战之后，日本虽然不能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但朝野上下，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一直相当猖獗，从将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请入“靖国神社”开始，直到今年以《自尊》电影为大战犯们招魂，可以说愈来愈肆无忌惮，愈来愈明目张胆。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侵略有理”论，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这种理论不仅不承认日本法西斯对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反而把他们美化成亚洲人民的大救星。这种“侵略有理”论，正是“汉奸有理”论的根据和蓝本。日本的“侵略有理”论者，千方百计在海外、台港澳以及大陆的中国人中寻找和物色“传销者”和吹鼓手。不久前，在北美某国曾接连召开了两次所谓“中国近代史研讨会”，某些“学者”公然为汪精卫卖国政权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新估价汪伪南京政府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中国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说什么“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这一派胡言，显然钤有“日本制造”的印记。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丑类的文章也纷纷出笼了。能够说我们的“周作人热”和这种“侵略有理”、“汉奸有理”的谬论毫无关系吗？也许某些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从而在狭小的牛角尖中越陷越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向他们大声疾呼，希望他们不要对汉奸周作人倾注太多感情的时候，他们不仅充耳不闻，反而对善意的提醒者横加指责甚至咬牙切齿。
不愿让人触及周作人“汉奸”疮疤的人，往往拿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作护法，说什么不能“把个人的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绝对标准”。事实上，这是他们虚拟的一道挡箭牌，根本不存在这个“绝对标准”。如果真运用这个“绝对标准”，何必再给“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以崇高评价？何必再对周作人当汉奸以后的文章和著作进行具体分析、科学评价？一棍子打死不就完事了吗？可是，话又说回来，没有这个“绝对标准”，不等于不要道德节操标准。中国历来讲究道德、文章，历来把道德放在文章之前，主张德才兼备，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莫非非要把道德标准取消、强调有才无德、强调“无特操”才好吗？具体到周作人来说，不当汉奸岂非更好？当了汉奸岂非道德有亏？指出这一点怎么就犯了滔天大罪？莫非批评周作人当汉奸比周作人当汉奸更有罪吗？再说海德格尔，如果他不拥戴纳粹的野蛮统治和疯狂侵略，岂不更好？他的哲学再高明，恐怕也掩盖不了吹捧法西斯的污点吧？为什么只许说他的哲学高明而不允许批评他的这一污点呢？莫非非要把他吹捧为哲学“圣人”不可吗？他真地有那么伟大和崇高吗？有没有像对周作人一样美化和炒作的成分？
古人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云：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些不朽名言难道不值得大捧特捧周作人而又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的学者们深思、玩味吗？
